集体突破之后,中国公有云的下一步落在哪里?

来源:QQ快报
责任编辑:李志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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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口。 从总体上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早是从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和生产组织制度 都是“两条腿”走路。公有制经济(包括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的体制,一直都在改革,甚至

文/IT创事记 祁萌

突破口。 从总体上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早是从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和生产组织制 都是“两条腿”走路。公有制经济(包括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的体制,一直都在改革,甚至

国际数据公司(IDC)近日公布的报告显示,在2018全球前十大公有云IaaS服务商中,中国公司有四家入围,包括阿里云、腾讯云、中国电信、金山云。而在2014年,这份荣誉还只属于阿里云。

实现“中国梦”。 (4分) (2)进一步刺激经济活力,必须 ①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 影响力,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3分) ②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

短短四年时间里,中国公有云服务商实现了集体突破。尤其是金山云的入围,让一切变得明朗起来——至少到目前为止,互联网公司已经在中国云服务市场占据了主导地位。

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应进一步强化用途管制,进一步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推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进入市场,与国有建设用地享有平等权益,有

伴随着中国云服务市场的快速成长,我们可以预期中国公司在未来还会有更加出色的表现,但这需要公有云的玩家们在战略、技术、生态、行业等方面的持续突破。

2、在相关政策规定指引下,跨国并购将得到热而有序地迅速发展,成为国有企业改革和利 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几乎都没有公司股份,这在发达国家的企业是难以想象的。

公有云IaaS的规模效应

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就是要进一步突破过去“一大二公三纯”的对公有制经济认识的偏见,公有制经济包括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股份制中的国有部分,此外还在探索

谈到中国云服务商集体突破的原因时,IDC认为,相比全球其它区域市场,中国互联网行业高速发展、政策强力推动、市场活跃需求、服务商大举投入,使得公有云服务市场获得了快速发展,也为中国更多公有云服务商带来了发展壮大的可能。

由于上述体制不顺,政策不公和行业限制等原因,个私企业戴"红帽子"(集体、乡 1996年国有中型企业出现亏损,到1997年亏损额也突破了100 亿元。国有中小企业在短

中国公有云服务市场的高速成长,是有数据做支撑的。IDC的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公有云IaaS市场增速远高于全球,2018年的增长速度高达86.1%。2018年中国公有云IaaS市场在全球的占比达到12.9%,相比2014年的6.3%,在四年时间里实现了翻番。

考虑到飞速发展的动因并为改变,这一趋势在2019年乃至未来更长的时间里还将持续。

财报显示,2019年第一季度,各大云服务商都实现了高速增长。其中阿里云增幅为76%,而腾讯云和金山云的增幅则都达到了100%。

其中,在国际数据公司 (IDC)发布的最新一季《2019Q1中国公有云服务市场跟踪报告》中,阿里、腾讯、中国电信、AWS和金山依然占据前五的位置。

中国三大互联网云服务商的集体发力,显然是希望能够借整体市场快速成长的机会,快速抢占公有云IaaS市场的份额。

公有云是一个具有很强规模效应的市场,尤其是在IaaS方面。在整个IT应用中,IaaS起到的是IT基础设施的作用,同质化程度相对较高,所以对于那些有志于此的服务商而言,首要的一点便是必须要靠规模取胜。

在“大者恒大,赢者通吃”的IaaS市场上,只有迅速成为市场领导者,才有机会在今后的全球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

值得发力的行业市场

在高速成长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当下不小的差距。

从上图中就可以看出,AWS和Azure占据了全球IaaS市场的绝大多数份额。中国公司要想在份额上取得规模性的突破,还需要找到新的增长点,继续缩小差距,形成更强的抗衡实力。

差距是困难也是机会,是压力也是动力。

Gartner的统计数据显示,在中国市场上,公有云支出占整体IT支出的比重只有1.8%,而全球这一数字为5.65%。

不难想象,只要中国市场的比重接近全球水平,国内云服务商就将获得数倍的增长机会。对于公有云服务商而言,中国与全球市场巨大的支出占比差异,充满了马太效应式的想象空间和增长空间。

好消息是,大家已经发现了国内公有云市场未来的增长点——行业市场的企业级应用。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三大互联网云巨头的主要客户是互联网和个人用户,比如阿里云的电商、腾讯云的视频、金山云的游戏视频等。近年来,大家纷纷将目光转向行业市场,阿里云的智慧城市、腾讯云的金融医疗,作为后来者的金山云,也在政务、金融、医疗、制造等行业市场有重大突破。

推动企业级IaaS市场增长的,是企业级应用的逐步上云。甲骨文、SAP、用友等应用软件,正在越来越多地部署在云上,而且从CRM、HRM等外围应用渗透到ERP、财务等核心应用。这些云应用,都需要IaaS做支撑。

这一切推动了共识的产生——国内IaaS服务商应该与这些企业级软件厂商保持密切的合作,推动更多的行业用户和企业级应用上云。有应用做拉力,才能保持IaaS市场的高速增长态势。

需要持续关注的新兴技术

新技术,新应用一直是IT市场的核心驱动力。

在云计算之后,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边缘计算、5G等新技术层出不穷,不仅拉动了IT市场的成长,也给云服务商带来了很大的机会。

在过去的一年里,人工智能成为公有云服务商的关注重点。阿里云将自己更名为阿里云智能、百度云更名为百度智能云。金山云在“云+AI”的基础上,更是发布了“云+AIoT”的解决方案,将AIoT技术深度落地到智慧住宅和智慧园区领域。

这种将多种新技术结合起来进行应用创新的思路,值得未来推广。显然,企业用户关心的不是新技术本身,而是关注这些新技术能够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新应用,能够给业务和客户带来什么创新。

公有云IaaS服务商在整合新技术方面拥有先天的优势,持续关注新兴技术发展趋势,在这方面加大投入几成未来定势。

除了人工智能之外,5G是大家必须要大力投入的新技术领域。随着5G在明年的全面商用,5G在企业级市场的特性优势将逐步显现出来,并将渗透到各个行业市场中去,带来移动医疗、工业控制、智能抄表等5G独有的行业应用。如果抓住机遇,公有云就能够为这些应用提供支撑,并获得相应的业务增长。

同时,对新兴技术和新兴应用的投入,也将有利于公有云IaaS服务商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避免过度的同质竞争。

中国企业在新技术领域处于整体同步、局部领先的地位,这有助于国内IaaS服务商群体的向上突破,从而真正形成与市场领先者抗衡的实力。

IDC也认为,未来几年,IaaS服务商如何应对企业多云需求带来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如何应对更多传统企业上云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应对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升级迭代,是其能否保持持续竞争力、巩固市场地位的关键。

【IT创事记】创见科技未来,旨在为读者提供科技企业和科技趋势的前瞻分析与评论。创始人祁萌,为资深科技自媒体人,历任《商业伙伴》副总编、《电脑商报》主编、都市媒体记者编辑等职,从业超过14年。本同名专栏入驻各主流媒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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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哪些国有经济、集体经济?

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财政部日前公布的企业财务会计决算数据显示,2007年,国有企业虽然数量减少,但效益大幅提高。截至2007年底,我国国有企业11.2万户,比上年净减少4153户,减幅3.8%;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合并)34.7万亿元,增长25.2%。2007中国企业500强的所有制结构变化不大,国有经济继续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进入中国企业500强前100名的私营及私营控股企业,只有国美电器、华为技术、苏宁电器等6家企业;进入前200名的私营及私营控股企业也不过13家。 数据表明,2007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共有349家,占全部企业总数的69.8%;私营及私营控股企业有89家,较上年增加2家,占企业总数的17.8%,其营业收入总计1.40万亿元,占全部企业的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涌现出一大批像海尔集团这样的新型集体企业。其中,既有春兰、东宝药业、三鹿乳业、宝硕集团等通过集体改制发展起来的上市公司,也有上海华生化工、上海新工联等职工控股的大型集体企业。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在第二、第三产业的企业法人中,来自各种所有制出资者的实收资本的构成如下:所有制 2001年 2004年 增 减
万亿元% 万亿元% 万亿元百分点国家资本 7.5 54.4 8.7 48.1 + 1.2 - 6.3集体资本 1.5 11.3 1.4 7.9 - 0.1 - 3.4公有制资本 9.0 65.7 10.1 56.0 + 1.1 - 9.7 以传统集体企业为例,改革以来,企业减少48%,多元投资主体企业迅速发展,1998年与1996年相比,平均年增长70%,据2000年统计,100多个县以上集体企业改制为股份合作制、有限责任公司的占企业总数的 78%,还有的组建企业集团实施联合、兼并、租赁、承包、中外合资、出售、合伙、私营、公有化民营等。
改革改制促进了集体经济的新发展。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0年与1998年相比,规模以上集体大幅度减少,而平均多户企业的资产由1867万元增加到2682万元,增长了43.7%;企业发展速度加快,2002年全国规模以上集体、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13644亿元,占全国总产值的比重为12.4%,企业的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 所谓"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指在同一经济组织中,不同的产权主体多元投资、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融合而形成的新的产权配置结构和经济形式。它是针对传统所有制结构的弊端和转轨中存在的问题、适应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提出来的。
南京斯威特集团是1992年8月成立的民营高科技企业。主要从事IC设计、信息通信、多媒体信息、电力自动化等领域的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是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2000年5月,斯威特集团出资并购“一钢异型”,成为外地民营企业控股上海国有上市公司零的突破。2002年2月,斯威特并购“中国纺机”,再次参与了上海国有上市公司的改制。 2003年10月,斯威特又一次并购了一家大型国有上市公司———“江苏小天鹅”.几年来,斯威特集团通过参与国有企业资产重组,投身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使自身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2003年实现营业收入180.4亿元,完成纳税2.2亿元,都比上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集体土地使用权如何转为国有土地

通过国家征收才可以将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5条至第49条的规定:

土地征收,是指市、县人民政府依法定程序逐级上报经省级政府或国务院审批后,组织实施的将集体土地征收为国有土地,并对被征地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进行补偿安置的行为。 

扩展资料:

集体土地,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也称作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土地。集体土地是中国土地所有制的一种形式。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集体土地入市吹响集结号,而关键要突破既得利益者阻力。

中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土地的所有制形式包括国家所有(全民所有)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二种形式。

参考资料:《土地管理法》-百度百科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大突破包括那些方面?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又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我们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提出的,他指出社会主义具有三大特征:第一,生产资料全部由社会占有(公有);第二,生产要素由社会中心统一调配(计划调节);第三,消费品在*主义低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而进入*主义高级阶段则实行按需分配。在理论逻辑上,以上三大特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支点,彼此相互依存,是马克思为未来社会构造的科学制度体系。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上世纪50年代初,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辑出版了《*经济学教科书》,该教科书根据苏联的经济建设实践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作了概括,即“社会主义经济=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这个概括被理论界称为“苏联模式”。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开始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可当时对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没有经验,而能参考借鉴的只有“苏联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10年,我们编制并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民经济得以不断恢复和发展;但同时照搬“苏联模式”的弊端也逐步显现出来。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同志在杭州系统研读了苏联《*经济学教科书》,并结合中国实际与党内有关同志进行了讨论。毛泽东同志批评说,苏联教科书脱离实际,有的观点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这表明,从那时起我们党就已经开始了对“苏联模式”的理论反思。

毛泽东同志批评苏联教科书脱离实际和背离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苏联模式”脱离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实际。我们知道,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是指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超越了商品交换关系*的社会发展阶段,而事实上无论苏联还是我国都尚未达到这个阶段。遗憾的是,这种反思由于各种原因并未持续下去,当时也未形成系统化的理论成果。

我们长期沿用“苏联模式”,到1976年“文化大*”结束时,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边缘。国有企业普遍缺乏活力,物质供应严重短缺;国家计划高度集中,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衡;收入分配平均主义盛行,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生产积极性。1978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这一年我们开展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并由此拉开改革开放的帷幕。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的判断。

“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进一步推动了全党解放思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鲜明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同志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且明确讲“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党立足中国实际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党和人民的伟大实践创造

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的改革从农村起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实行,改革逐步向城市推进,城市改革的重点是搞活国有企业。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可是国内理论界对公有制基础上怎样发展商品经济却存在不同的看法,而且产生了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公有制与商品经济能否结合。

传统的观点认为,商品经济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不同所有者之间才能形成商品交换。基于以上判断,人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国有企业与集体所有制企业可以进行商品交换;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也可以进行商品交换;由于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国家,国有企业之间却不能形成交换关系。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认为国有企业间的生产资料交换并非真正的商品交换,而只是保留了商品的外壳。

问题就在这里。我们过去借鉴“苏联模式”搞了几十年计划经济,结果并不成功;而在公有制基础上搞商品经济又无先例可循。为了解决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的结合问题,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开始对所有制进行改革。所有制改革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是国有企业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推行承包制、股份制(公司制)、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断创新公有制实现形式;二是改革所有制结构,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其中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83年处理年广久“雇工”问题。安徽私人企业主年广久雇工100多人,赚了100多万元,很多人主张动他,而*同志说“不能动”。*同志作这个表态当然不只是要保护年广久,更重要的是借此释放出中央支持民营经济的信号。之后,非公有制经济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起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所有制形式及其结构的改革,必然要求改革收入分配方式。首先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国有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后,能否允许运用多种分配方式?这一问题不回答好,非公资本不可能参与国有企业股改,而且非公经济也不可能大胆地发展。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企业参与全球化竞争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与管理人才,若不允许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企业不仅难以引进人才,也难以留住人才。

为了调动全社会生产要素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于是我们党着手对分配制度进行创新。其实早在1985年*同志就讲过,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十五大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党的十六大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多次强调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原来的计划体制已明显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一个重要原因,是非公企业作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不可能听从于国家计划安排。针对这一问题,中央决定先从改革计划体制入手,逐步推动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上世纪80年代启动的政府职能改革以及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其实都是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铺路。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党的理论也不断创新。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党的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从党的十五大到十七大,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得以完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改革实践每前进一步,党的理论创新也前进一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为我们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直接来自于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从这个意义上看,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党和人民的伟大实践创造。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创新,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在实践中已显现出独特的优势与旺盛的生命力。

由于我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到2017年底,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和所有者权益分别达到151.7万亿元和52万亿元,是1978年的209.7倍和107.2倍;上缴税费总额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4,工业增加值占全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1/5。

与此同时,非公有制经济在支撑增长、增加税收、扩大就业、促进创新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民营经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截至2017年底,我国民营企业数量超过27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6500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民营经济创造了我国60%以上的GDP,缴纳了50%以上的税收,贡献了70%以上的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提供了80%以上的就业岗位,为我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由于我们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促进了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收入分配格局明显改善。从1978年至2017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提高到3639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13432元。在收入水平大幅提高的同时,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也显著提升。1978年至2017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57.5%下降至28.6%,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67.7%下降到31.2%。

从收入结构看,改革开放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来源较为单一,随着分配制度的改革,城乡居民收入渠道拓宽,收入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总体而言,居民收入中劳动收入仍占主体地位,而要素分配收入在稳步增加。城镇居民收入中,2017年,工资性收入占比为61.0%,比1978年下降32.8个百分点;经营净收入占比为11.2%,比1981年提高9.9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收入中,2017年,工资性收入占比为40.9%,比1983年提高22.3个百分点;经营净收入占比为37.4%,比1978年提高10.6个百分点。

由于我们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效激发了市场主体的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着力完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价格形成机制,坚决放开竞争性领域和环节价格,市场决定价格机制基本建立。我们以简政放权改革为突破口,坚持不懈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政府管理由过去以审批为主向以监管和服务为主转变,减少微观管理事务和具体审批事项,对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平稳增长、增进社会公平正义发挥了重大作用。

同时,党和政府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等三大攻坚战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主导作用。近年来,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8年底的1660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1.7%,建档立卡的12.8万个贫困村,有10万个已经脱贫。与2013年相比,2017年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PM10平均浓度下降22.7%,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PM2.5平均浓度分别下降39.6%、34.3%、27.7%;2013年至2017年,我国累计治理沙化土地1.5亿亩,全国完成造林5.08亿亩,森林覆盖率达到21.66%,成为同期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继续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有效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功能作用。同时,还要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外商投资企业发展的法治环境,营造好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一方面,要坚持多劳多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此外,还要鼓励勤劳致富,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公平竞争制度。要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健全现代金融体系,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健全推动发展先进制造业、振兴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完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制度政策,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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